大明国师 第684节

  外地的大儒们在永乐二年的春天,开始纷纷离开京城。
  这场太学之会的余波,也会由这些大儒的离开,以及马上进行的科举举子的流动,彻底从南京这颗大明帝国的心脏,蔓延到整个帝国。
  孔希路暂时返回了衢州,出门一趟的杨敬诚则要返回陕西,曹端要回河南一趟随后再回来,高逊志则是要回徐州老家,在扬州和徐州之间讲学一阵子,挂冠而去的胡俨,选择了回到自己的家乡,如今朝中官员籍贯比例最高的江西。
  号称“天下第一书院”的江西九江庐山上的白鹿洞书院,给他发出了接任山长的邀请,胡俨如今已经名满天下,他并不眷恋权势,索性选择了辞官回乡,着书立说。
  国子监的祭酒,由王允绳接任。
  王允绳也是名声在外的大儒,但他的性格,并不如胡俨这般刚直,更为庸弱一些,虽然有自己的立场,但很容易受到强势权力的左右。
  而且,胡俨在离别前,也对王允绳说了些掏心掏肺的话语。
  胡俨觉得,眼下庙堂里斗得正厉害,很多人既有可能短时间内骤升高位,也有可能随后就跌落深渊,被摔个粉身碎骨。
  所以,与其在这种暴风眼里坚持,还不如抽身而去。
  范仲淹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?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,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,庙堂风浪太大,有时候去江湖里钓钓鱼,等风浪平息了,有这份心气了,再回来也不迟。
  毕竟,在江湖中养望,同样也是一种策略。
  没有人能准确地预测未来的发展,或许以后没有这种更好的位置,或许一朝天子一朝臣,所有事情都说不定,但对于胡俨来说,此时抽身离去,是他自己最好的选择了。
  一场太学之会,胡俨竭尽所能,可以说是虽败犹荣。
  不是他太弱,而是他的对手,实在是太过强大。
  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位大儒,现在都可以说:输给别人丢人,但输给姜星火,真的不丢人。
  太学之会以后,姜星火在思想界的历史地位终将与北宋五子持平的说法,已经被广泛认可了。
  随着时间的流逝,姜星火一定会成为无可争议的当世第一人,哪怕是最不愿意承认这一点的反对者,也必须要捏着鼻子认了。
  这就是硬实力。
  不久后,前礼部侍郎、总管翰林院的翰林学士董伦,在永乐二年的二月,于家中安详地离世了。
  这位被士林尊称为“贝州先生”的老人,在遗言中,灵柩没有选择归葬祖籍山东,也没有选择世代居住的宛平,而是选择了归葬于河北贝州(大名府)。
  董伦作为翰林院长官的时候,带出了很多学生,而他的门生里,以解缙最为出名。
  解缙听闻董伦去世,悲痛不已,是真的悲痛不已,不是装的,这世界上对解缙好的人不多,能欣赏他的才华的人也不多,董伦算一个,姜星火算半个,之所以这么说,是因为董伦是他的老师,而姜星火比他强,都不嫉妒他,其他人则大多跟他难以相处。
  想起恩师在太学之会前对自己最后的帮助,本就虚弱的解缙急火攻心又病了一场,上书以恩师如父的理由,请求为董伦守孝。
  朱棣没批三年,给解缙批了三个月假期,并且给了他去北京的任务,解缙随即坚持跟董伦的家人一起,踏上了护送灵柩返回北方的道路。
  而金华学派的掌门人汪与立,在参加了董伦的悼念活动以后,也是准备返回浙江金华。
  他在离京返回家乡之前,特意叮嘱了一批族人和门人留下,有的去国子监进学,有的则去大明行政学校,务必将他嘱咐之事落实妥当,不可留下遗憾。
  汪与立嘱咐的事情,自然就是金华学派的改变。
  船小好调头这个道理,不适用于家大业大的金华学派,而且金华学派转投理学上百年,这一下子改换门墙,也实在是太过难看。
  更何况,眼下的局势虽然明朗,可变法最终的成败,在汪与立眼中,还是未知之数。
  但不管怎么说吧,金华学派为了传承下去,都必须做出改变。
  在汪与立看来,目前最大的可能性,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,姜星火的新学代替程朱理学,成为大明的官学。
  而在这一天到来之前,金华学派也必须做好充足的准备去迎接。
  派后辈子弟研究新学,就是他下的一手棋。
  与此同时,浙江金华靠近宁波,把部分财富投入到海洋贸易,也是一种策略。
  为此,汪与立甚至把自己的亲孙子都留了下来。
  在他看来,汪守信是他最杰出的后辈,他的才华毋庸置疑,只要按部就班的培养,将来的成就必然远远高过他那没什么资质的父亲。
  因此也可以看出,虽然不确定结果,但汪与立对变法的期待也是极大的。
  这也是为何汪与立会亲自赶赴南京,并且与姜星火又私下商谈,为以后的事情做准备的原因,若是他能够表现出必要的态度,那么后面的事情其实很顺利。
  姜星火自然清楚这一点,但也格外谨慎。
  思想界中,很多学派的很多人,譬如金华学派汪氏、关学杨氏,这些家族,都给他推荐了不少子侄进学,学新学,而姜星火并没有照单全收,而是有所筛选和取舍。
  实际上,太学之会刚刚落幕,姜星火他就开始忙碌了起来。
  首先,自然是派遣和提拔一些思想上亲近新学的国子监官员,让国子监这个拥有近万读书人的大明思想主阵地,能够受到自己的掌控。
  其次,就是严肃国子监的纪律,读书人忧心国事可以,但有些东西,尤其是最根本的进学,是不能被耽误的。
  最后就是招募学官的同时,也会招收一批新的国子监学生。
  科举马上就要开始了,在未来官员的培养上,科举、国子监、行政学校,是要三头齐头并进的,哪一方面都不能落下。
  除了这些,姜星火还亲力亲为撰写文章登报,并且参加了不少士林中的集会,借着太学之会的余威,宣传自己的新学学说。
  这种亲自宣传的效果,是非常好的,顺便,还帮显微镜卖脱销了。
  眼见为实的最佳效果,就是这种学说的真实性,真的能被肉眼看见,这种无与伦比的亲身参与感,是过去理学的气本论不能提供的。
  毕竟打坐运气,实在是太过于看个人资质了,或者说,太过玄学了。
  同时,在思想上的论战落幕后不久,姜星火便开始布置下一阶段变法的事宜,不过他所考虑的并不仅仅是如何变法,而是变法之后的一些措施。
  “变法的核心是钱,而任何事情都是需要钱财支撑的。”
  “因此,决定先从太仓库中调拨出对应的预算,进行浙江的商道建设,从宁波开始。”
  “另外,还准备在全国范围内重点城池建立一些学校,并且邀请一些德高望重的先生入驻,负责教授学生,传播新的思想。”
  “国债的发售,以及货币的回收,都要加大力度。”
  “这一步一步走下去,变法才能逐渐形成规模,而我们,才能真正站稳脚跟。”
  姜星火一条条命令下达,很快就有总裁变法事务衙门各部门的官员去对应执行。
  而他则是继续思索接下来的变法事宜。
  “变法,不单是为了解决眼下的问题,更是在未来的世界中占据主导地位,因此,我们不仅仅要做,而且要做好。”
  “不管是官员,还是民众,必须要做到思想统一,只有这样才不会引来祸端。”
  “当然,在变法的背后,还有一个艰巨的目标。”
  “这个目标就是,将变法深入到基层。”
  “也就是,皇权下乡。”
  第522章 科举
  对于收税这件事情,姜星火非常上心。
  土地税自不必说,就算是以浙江为试点开始建设的商道,也需要税卒卫进行维护,与此同时,皇权下乡必然会面临非常多的问题,而且因为现在国内的商贸网络刚刚开始建设,税收必须从头抓起,所以更得投入关注。
  而海洋贸易则稍微好点。
  现在海洋贸易的税收,因为审法寺已经修改了海禁的天宪条文,所以,洪武时代严格的海禁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,关税呈现出逐步恢复增长的态势。
  赵羾负责的市舶司,基于现有的宁波、泉州、广州三个市舶司,开始逐步整顿和培训官吏,建立完整的缉私舰队,而这,都需要大量的人手。
  现有的人手,肯定是不够的。
  而姜星火手里最主要的人才来源,就是从国子监的高级学堂“率性堂”中毕业的监生,这些人都是从小到大读书,又有一部分临毕业时观政(类似于实习)耳濡目染积累起来的经验和能力。
  但这些人却并不能完全地补充到空缺的大量岗位中,因为这些监生,都是奔着当官,尤其是当京官去的,这样的人才不算太少但却非常重要,如果没有合适的机会,想要放到外地使用并不容易。
  为此,姜星火大刀阔斧地提出了改革建议。
  嗯,还是用的老朱的名义。
  提到这里,要简单说一下老朱对科举的态度,突出一个反复无常。
  在吴王时期,老朱就下诏筹备开科举,并且放了狠话,“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,非科举者毋得与官”,瞧瞧,不考科举不让人当官。
  但打脸很快就来了,洪武六年的时候,老朱就发现了,科举招来的这帮人,笔杆子可以,真办事还真就不行,所以说了“既而谓所取多后生少年,能以所学措诸行事者寡,乃但令有司察举贤才,而罢科举不用”,又把科举给暂时罢黜了。
  但是不用科举用什么呢?光靠国子监,肯定是不行的,大明的国土太大了,总得给其他远离首都地区的读书人一条出路吧。
  而且,胡惟庸案和空印案相继发生,官员空缺的实在是厉害。
  于是,老朱在洪武十五年又下令恢复科举制度,京师及各布政使司三年一次举行乡试,被录取者为举人,翌年会试于京师,被录取者为进士,中了进士马上就能当官。
  这种情况,一直持续到现在。
  但正所谓千军万马挤独木桥,进士是通天坦途,举人想做官却困难的多得多。
  显而易见的是,这种以考试来确定前途的人事制度,虽然形式公平,但存在着实际效率低的事实,不利于发掘人才潜质,调动落榜人才的积极性,很多科举名次很高的才子,仕途爬的很高,但却极度缺乏治国理政的能力。
  这种能力的缺乏,或许可以通过大明行政学校的轮训和针对性培训,来部分弥补,但制度性的缺憾,显然是无法完全弥补的。
  而眼下,又确实缺进士和国子监监生都不愿意去从事的地方基层官员位置,那怎么办?
  小吏晋升成官员,是想都别想了,现在的阻力不是一般的大,那就只能空着?
  可虽然空着,总不能学带清卖官鬻爵吧?
  姜星火给的办法,就是增加举人做官的机会,开放新的上升通道。
  “国家之用人,皆欲其砥砺名节,建立事功,以共成盛世,非徒以一日之短长,遂为终身定例,而故有所抑滞于其间也。今布列中外,自州县正官而上,大较皆科目之人。而科目分数,进士居其三,举人居其七,所谓进士举人者,亦惟假此为纲罗之具,以观其它日之何如,而非谓此必贤于彼也.而今日之宦场,其系举人出身者,则众甚薄之。
  进士未必皆贤,举人未必皆不贤,至于升迁,则进士治绩之最下者,犹胜于举人治绩之最上者也,即幸有一二与进士同升,然要其后日则进士之俸少而升官又高,举人之俸多而升官又劣也,若夫京堂之选,则惟进士得之,而举人不复有矣。其偏如此,遂使进士气常盈,举人气常怯。盈者日骄,每袭取而寡实;怯者日沮,率隳堕而恬汗。
  臣以为欲兴治道,宜破拘挛之说,以开功名之路,凡举人就选者初只以资格授官,授官之后则惟考其政绩,而不必问其出身,进士而优则先之,苟未必优即后以举人无妨也;举人而劣则后之,苟未必劣即先以进士无妨也。
  吏部自行体访,但系贤能,一例升取,不得复有所低昂。夫举人与进士并用,则进士不敢独骄而善政必多;进士不敢独骄,则举人皆益自効,而善政亦必多;善政多则民安,民安则国可富,而教化可行。
  永乐盛世,可庶几望也。”
  姜星火的奏疏写的相当有水平,先陈述问题现状,然后陈述自己改革制度的理由,再讲具体方法,最后展望未来。
  尤其是倒数第二段,说白了就是鲶鱼效应。
  朱棣看的很高兴,能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就是好办法,朱棣的脑袋没那么死板,让举人当官,在他看来没什么不可以,并不一定非得要进士,在北方举人学历已经很高了好嘛。
  所以,朱棣大笔一挥,批示道“祖宗用人原不拘资格,近来国朝用人制度以致人无实用、事功不兴,国师所奏具见经济宏猷,于治道人才大有禆益,依议着实举行”。
  在地方人事制度上,姜星火也下了一番功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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